過去雖然中華民國憲法高高在上，但李鴻禧教授早就指斥憲政之實施為「語文遊戲式移植」(semantic transplantation) 。根據著名的自由之家(Freedom House) 評估，台灣在1976年以前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自由的國家，1976年到1996年則僅屬於一個部份自由的國家。從1996年總統直接選舉開始才真正邁入現代意義的憲政民主國家 。換句話說，執政的國民黨在1976年以前施行的是硬性的威權統治，1976年到1996年則施行軟性的威權統治，直到1996年全民直接選舉總統，憲政民主原則才能得到真正的貫徹。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，我國的民主化又進入民主鞏固階段，因而在自由之家的評估之中，公元2000年台灣的「自由度」大幅提升。
為了徹底鞏固我國得來不易的民主體制，有必要對過去政黨或其附隨組織，以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」(Erwerb nach materiell-rechtsstaatlichen Grundsätzen)的財產加以處理。從消極面來看，這是對過去執政團體濫用執政權力，增加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執政者財產的反省，以便還給受害的個人、團體或國庫最起碼的法律正義。從積極面來看，則可以建立公平的政黨競爭秩序，在市場經濟下，政黨財源在的政黨競爭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。然而遍觀世界各憲政民主國家，政黨財源主要來自於國家補助，或者私人的捐助。至於以政黨為主的黨營利事業，則除了共產國家之外，可謂鳳毛麟角。黨營利事業的存在，大大增加了政黨濫用公權力，以謀求個人或團體經濟利益的道德風險(moral hazard) 。這從我國長期一黨獨大，並且擁有龐大黨營利事業的慘痛歷史經驗可以得到印證。因此，如果要建立符合憲政民主原則的公平政黨競爭環境，現在就必須處理過去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」的黨產，並且禁止政黨經營或投資營利事業。
二、特別法與政黨法的功能
現在的國民黨雖然是反對黨，但仍屬於憲政秩序下的合憲政黨，如果仍然以過去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」的黨產，參與國民意志的形成，則仍然屬於從事不公平的政黨競爭，並且國民黨仍為第一大反對黨，將來亦有再度執政的可能，如果現在不能擺脫政黨黨產的包袱，則難免發生民主挫敗，辛辛苦苦五十年，一切回到民主化之前。或許從部份國民黨圓的眼光來看，清算黨產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政治鬥爭之手段，因而極力反對。從短期來看，黨產失血對國民黨的政治競爭力確實有所影響，但從長期來看，國民黨則是藉助外力拋棄長期以來的歷史包袱，免除一般民眾對國民黨先入為主的「黨庫通國庫」刻板印象，必將有利於政黨形象的整體提升。實際上，2000年總統大選時，連戰先生為了爭取選民的認同，不也大聲疾呼，國民黨黨產應該信託。此乃體認到政黨經營或投資營利事業，非民主法治國家之常態。
儘管許多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」的財產，應該要進行處理。我國現在畢竟屬於憲政民主國家，必須以符合民主法治原則的手段，來清算過去的歷史，否則與勝者為王、敗者為寇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專制王朝時代又有何差異。鑑於黨產處理問題的複雜性，以及政治上的爭議性，依據法治國家的法律保留原則，應該由立法院訂定特別法，並且在特別法中必須注意比例原則等其他法治國家原則的適用。為了正本清源，更應該在制定政黨法時，特別明定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營利事業，目前內政部所草擬之政黨法第十七條便已有規定。
三、應該清查的政黨與附隨組織範圍
在政黨輪替之前，執政的國民黨濫用其執政優勢而取得財產，固然是特別法應該處理的對象。但如一般所理解，過去的威權統治，執政黨未必直接統治，許多執政黨的附隨組織也是統治組織的重要一環，兩者互為倚重。而為了增強這些組織對執政黨的向心力，經濟利益的賦予也不可少。因此執政黨附隨組織不當取得的財產也應該一併處理。這裡所謂的附隨組織也可能是其他所謂「花瓶政黨」，整個黨並不挑戰執政黨的地位，而只是靠執政黨接濟才能維持門面。不過這部份在實際上已經無足輕重。至於其他團體如何認定是過去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倒是比較困難，但並非不可能。這裡要考慮的重點是，這些組織是否被國民黨視為穩定政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(als wesentliches Element der Stabilierung der politischen Macht angesehen) ，例如過去蔣經國為了政治接班而成立的救國團。採取上述標準，可以避免打擊面過廣，增加執行的成本。而在具體個案當中，如果對某一團體是否構成所謂的「附隨組織」有爭議，則有必要透過一個確認性的行政處分來確定法律關係 。
四、依據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財產－爭議財產的範圍
要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的財產，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，政黨也會主張財產權的保障。政黨在我國憲法上，雖然沒有向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一條一樣受到特別明文保障，但是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與第五項，則賦予政黨特權，其解散事項委由憲法法庭審理。姑且不論政黨國家在我國憲法上受保護的程度 ，可以確定的是，政黨至少可以主張免於國家控制以及政黨機會平等（憲法第七條），尤其是在法律的限制範圍內，自由處分其收益與財產。不過就像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其裁定 中所表示的，政黨由於其性質特殊，主張財產權保障的前提是，其取得過程必須符合在自由民主秩序下，對所有政黨都有其適用的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。所謂的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並非與形式法治國家原則完全對立，形式法治國家原則便已經蘊含了實質法治國家的內容 ，而法治國家必然有一些形式要求。不過實質法治國家基超越法律形式主義的框架限制，回應特殊的歷史條件，以落實法治國家的基本價值，所謂的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取得之財產，並不包括依法取得的政黨補助。抽象的說，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取得之財產包括：
（一） 侵害第三人之自由權或財產權而取得之財產。當第三人基本權利的主觀地位，或者基本權利蘊含的可觀價值受到侵害時，便可以認定該當此情況。這裡的基本權可能包括財產權、工作權、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、結社自由與平等權。
（二） 政黨濫用其在國家與社會的領導地位，亦即由黨佔領國家、經濟與社會的位置而取得之財產。憲政民主下的政黨體系必然是多黨體系，如果國家意志的形成，由某個特定政黨所壟斷，則並不符合政黨民主原則下，至少有可能政黨輪替的要求。
至於有哪些財產是真正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取得之財產，必須法律規定的基準日事實推定後，由政黨或其附隨組織在個案中，舉證證明其取得確實合於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。由於其取得財產的方式繁多，其合於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與否也就不盡相同。就中國國民黨轉帳撥用國有特種房屋及其基地 、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撥歸中國國民黨經營之十九家戲院 、以及贈與中國國民黨之公有土地及建築物 ，可以確定的說，根本就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，至於透過買賣、互易、黨費以及黨營事業所取得之財產、有哪些是屬於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，則必須進一步就個案舉證 。
無論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，或者民間的報導 ，國民黨為數龐大的黨產，不少都是以違反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，並不在憲法財產權的保護領域之內，故得立法特別處理。有疑問的是，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現有財產並非全部皆是以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取得，對於合法取得的財產，法律仍應給予應有的保障，那要如何區別「合於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與「不合於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所取得的財產。關鍵要素在於其財產取得是否與權力濫用有關連性，在此僅能透過法律上事實推定，將一定時點以前取得的財產皆推定為不合於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。在德國是根據1989年10月7日東德共產黨跨台之日，做為推定非法取得之舊財產與合法取得之新財產之基準日(Stichtag)。在我國要決定此基準日則相對不是那麼清楚。因為國民黨的統治，是從硬性到軟性威權政黨，最後走向競爭型的政黨，甚至接受因選舉而來的政黨輪替。以下有三種可能性：
（一） 1996年五月二十日：根據上述「自由之家」的評估，從這一天開始，我國稱得上真正完全自由的國家，既然如此，國民黨自此之後的執政，也就與其他憲政民主國家的執政黨沒有什麼兩樣。但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，是否因為一個總同直接選舉，就改變了國民黨取得黨產的習性，不能令人無疑。
（二） 2001年四月六日：於是日，監察院檢附中國國民黨黨產案調查報告，函請行政院處理 。監察院在這些函件中，要求行政院就中國國民黨是否有違法取得財產，「確實徹底清理，依法處理見復」。若以這一日為基準日，可謂呼應監察院的要求。然而國民黨至是日止，已經交出政權近一年，在失去政權的日子裡，如何濫用執政的優勢，實不得而知。
（三） 2000年五月二十日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，主要肇因於政黨濫用執政之優勢地位，以無償或顯不相當的對價取得財產。自是日後，已經政黨輪替，昔日的執政黨已經不可能再濫用執政的地位，故應以是日為基準日。相較於1996年五月二十日，以2000年五月二十日為基準日，其意義也可由上述「自由之家」的評估中，政黨輪替導致「自由度」大幅提升，得到間接支持。
五、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
為了處理推定不當取得之財產，應設立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。並且為了防止政黨進一步脫產，應該規定，政黨在前述基準日之前取得之財產，非得政黨財產調查及處理委員會之許可，不得處分。就國民黨的「附隨組織」而言，只要附隨組織能舉證，在前述基準日之前已經與國民黨沒有主從關係，亦非屬於其政治之支配不可或缺之要素，則自此舉證之日後取得之財產並不屬於違反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」取得之舊財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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